为地方官吏的打手、帮凶,转而对那些底层的百姓利益诉求进行压制或出卖!
其二是明社借助救灾等机会,买断了地方百姓的土地私产。然后再重新分配下去,编订保甲,收取赋税,征发徭役、兵役等等。
这固然是解决了土地不断向豪强集中的弊端,但也在法理上确认了,本地多数的土地,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人口,其主权都归明社所有,地方议会甚至无权管辖它们。
而且他们也不敢啊!这个时代,皇权至上的观念早已深入骨髓。昔日大宋在河北等地施行的“西城所”制度,这才废弃几年?地方议会又怎敢与明社“争利”?
尤其在这两年快速发展后,本着开发便捷、成本控制的思路,地方官府总是避开那些有自己地契的私人田宅,优先选在征用成本更低、操作流程更快的明社产业上开发项目。
于是一个让安宁目瞪口呆的趋势就是:
“城乡二元化”这种后世让他深恶痛绝的不公平现象,开始在海州特区大规模地发生了。那些拥有私产的人家,逐渐被排斥在海州发展的收益之外,日趋没落,沦为新的社会底层。
其三是在一些县乡级别的议会中,议员们既然转而奉承地方官吏,那么地方官吏也要投桃换李,给这些议员们的家族发展开些小口子。
这样一来,乡绅豪强家族开始发力。为了避开“五户为伍”的家族切割,一些势力较大的家族开始有意识地把“宗祠”变成执行家法的场所。
他们试图利用家族的团伙势力,绑架那些有离散倾向的家族成员,许多平民百姓的安全已经开始遭到威胁。
而且因为这些乡绅恶势力的逐渐成长,他们不可避免地伸出触角,逐渐开始掌控一些地方的议会、刑狱系统,使受到冤屈的百姓无处说理。
安宁才真正开始反思自己的治政失误,并重新审视这个时代的科举利弊。科举未必是最好的制度,但却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制度。
它能把天下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聚集起来,然后再合理地分配下去。科举的弊端在于它的选材方法及选材方向出了问题,而非科举本身。
其实在安宁认识到自己错误之前,吕子曰就在不动声色地开始修补这些漏洞了,他的办法很简单:
既然明社在每个地方上都拥有不菲的私产,那么从法理上讲,明社就有权向这些产业派驻更多的“管事人员”。
于是,早在靖康元年的时候,明社就开始把大批网罗来的人才,以“明社管事人员”的身份派驻各地监督、管理“明社资产”。
这些“管事人员”拥有对明社资产的监督、管理权力,别说地方议会、豪强了,甚至地方官吏都要被逐渐架空。
因为很多地方,在剔除了“明社资产”之后,其他资源所剩无几。
吕子曰的“政策修正”带来的结果,就是大大加强了明社对于各地方的控制,使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得到进一步加速提升,但也更加促进了“地方城乡二元化”进度。
因为从法理上讲,既然派出管理地方的人是明社“管事”身份,他在执政、发展地方时候,天然地就要优先使用明社的资源。
新兴产业就要向明社的领地上集中,而有意无意地边缘化那些拥有私产的地方和人群!这些人将成为新的弱势群体,民间怨气开始在一些人的身上重新积聚。
这样的海州,也不是安宁想要的海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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